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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最初探索改革开放之路的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算起,到今年的11月初,中国人民探索、实验和实践改革开放已经整整30年了。当然,如果从更为长远的视角观察,中国人探索新的制度、新的体制已经有大约100年历史了。100年前,1908年11月15日,晚清时代的强权人物慈禧死去,从此清王朝就难以支撑其统治了,武昌起义以后的清帝退位,不仅标志着清王朝的结束,也是秦统一中国以来,维持了2100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从此中国人开始了寻找新的不是用君主的血统继承来保证其政权合法性的政治体制的实验。这种被称作“共和制”的100年的社会实验,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中华民国建立、清帝逊位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大约37年。这是内忧外患最为严峻的一段历史,大部分时间是在列强瓜分、军阀割据、外敌入侵和内战频仍中度过的,虽然也曾尝试政治、经济体制的实验,但是处于“乱世”的社会,无法进行稳定的体制变革。第二阶段,以1949年革命建立新政权为起点,直到新中国的创始人毛泽东主席去世,以及其后两年的过渡期,延续到1978年底的改革以前,也有将近30年时间。在这个阶段,有两个振奋人心的成绩或标志:一是列强和外敌被赶走了,当然,也有代价,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几乎中断了交往。二是战争和内战终于停止了,基本上处于和平时期。和平的环境本来可以进行不同于传统君主专制的新体制的实验了,但是,由于外部关系紧张,内部政治斗争仍然频繁,所以,社会还是不稳定,有时候连正常的经济运作都受到干扰。这一阶段创建了延续至今的政治管理的基本架构,进行了一部分是从苏联学来的计划经济的实验,仅就计划经济体制来说,实验的结果是不成功的。第三阶段,就是本书所要描述、分析的改革开放的30年。如果比较近100年里的三个阶段的实验,那么,显而易见,改革开放这个阶段的实验,成绩是突出的、巨大的。
  改革最初被称作“经济体制的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引入市场化的运作机制。所谓市场化的运作机制主要是三个市场:商品生产、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信用市场。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也是沿着这个顺序走了三大步,第一步是商品市场机制的建立,核心是物价、价格机制,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经因为价格机制的改革付出了惨痛代价。到了90年代中期,终于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价格机制向市场的转型终于成功。第二步,90年代改革的核心是劳动力市场机制,为此,曾经引发严重的失业下岗问题,高峰期时出现过大约2700万人失业下岗的局面,短痛也是明显的,老职工一代人为改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到了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初叶,传统的“铁饭碗”体制终于被打碎了,劳动力由市场来配置,并且已经被全社会所接受。第三大步是近来的金融信用市场化实验,改革也不是平静的,股指的暴涨、暴跌,也令人惊心动魄。迄今为止,也只能说,这第三步也还在试验之中。三大步是对30年经济体制改革所走道路的概括。对于引入市场机制30年道路的总结,是经济学家的任务,经济学家最有发言权。
  本书的任务不是从经济学方面对30年改革进行总结,而是从社会学视角进行剖析。30年的改革虽然是以经济改革为起点的,但是,社会是一个整体,经济体制变革了,其他部分不可能不发生变化,30年的变革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围,早已演变为全社会的变革。问题是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社会学家怎样总结这些变化?对于30年社会变迁的总结,难度很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的概念太大,几乎无所不包,还有什么不是社会呢?除了自然,都是社会。那么,分析哪些,不分析哪些?怎样取舍?确实是个难题。笔者以为,社会学家的总结可以把握两个原则:一个是人群的原则,社会是由人群构成的,所以,社会学家关注的重心是人群,人群的概念也不小,可以是阶级的人群,年龄的人群,性别的人群,利益差异的人群等,总之,社会是集合为群体的。另一个是总体原则或整体原则,因为社会是一个整体,虽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等试图从自己学科的视角考察社会,但是,社会本身不因为学科的分野而发生变化,社会变革也是整体的,正像一个人的肌体不因为医生们的分科而变化一样,所以,社会学家的一个特点是关注社会变革中那些具有总体特征的变化。
  在对于改革中群体的分析上,社会学家更为关注的是群体利益的变化。本书第一章对于社会各个群体在改革以后利益关系、地位关系变化的探讨,第二章对于农民的分析,第三章对于从农村流往城市人群的分析,第四章对于市民的分析,以及第六章消费者群体,第八章妇女群体等,都是这种视角的研究。总之,社会学关注的核心是群体利益、群体地位、群体之间的关系。
  那么,怎样分析总体的或整体的变革呢?笔者以为,结构的变化、政策的变化、制度的变化、城乡区域的变迁,都具有整体的特点。在本书中,第一章对于整个社会结构变化的探讨,第二章对于农村社会的剖析,第三章对于城市社会的剖析,第五章对于单位体制的分析,以及第七章技术与社会,第九章社会政策,都属于整体的分析。总之,全书对于社会变迁的探索大体上体现了人群的原则和整体社会的原则。
  全书各章的编排顺序和逻辑如下:第一章,从整个社会结构角度讲30年的变化;第二章从作为改革起点的农村社会开始,讲述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变化;第三章从农村转向城市,研究农民向城市的转移,即所谓的民工潮;第四章进入城市社会,讲述城市社区、城市管理和市民生活的变化;第五章继续城市的主题,讲作为城市社会基础的“单位制”所发生的变化。以上第二至第五章研究了中国社会的两个最主要的区域即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第六、第七、第八三章,分别从三个具体的领域分析社会的变化。第六章研究作为消费者的人群,当经济领域的大量商品被生产出来以后,消费与消费者受到了什么影响,发生了什么变化;第七章讲技术发展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第八章分析作为性别的人群,妇女特别是妇女的社会地位在改革以来的30年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最后,以第九章对于30年社会政策变化的剖析作为全书的总结。
  30年变革的冲击力是巨大的。与30年前的社会比较,每一个人都会承认,社会巨变了。当然,最容易受到国际社会瞩目的还多是一些外在的变化,比如: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面貌的变化,城市林立的巨大建筑,全国范围的高速公路网,以及人们衣着、生活方式的变化等。而社会学家关注更多的还是社会内在的变化,即体制变革、制度变革、政策变革、关系变化、观念更新。30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内在的变化比外在的变化要艰难得多、缓慢得多。而且,变革与不变革总是并存的、交互影响的。在每一个方面都是有变的部分也有不变的部分,既有变革,也有传承。正像一个人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而离开地面一样,中国的改革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中国社会自身的逻辑,中国人血液中既有新创的因素也有传承的东西。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就会发现中国社会也是变革与不变革之间的一种均衡。借此作序的机会,笔者试阐述以下五方面中国社会变革与传承的特点。
  第一,政府主导型社会。秦汉以来的中国始终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即政权机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重大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上起着主导的作用。对于我国改革30年的观察,可以发现,无论是改革的发动,重要改革措施的提出、实施,改革战略、路线、政策的修正等,都是按照政权机构的指令进行的。当然,事物是矛盾的,改革的市场化导向就是在国家政权以外创建一个区别于政权的资源配置中心,而这与政府主导型社会当然是矛盾的。中国的改革就是试图在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本书在这方面的探讨包括:第二章关于农村改革的分析,第三章关于城市治理的分析,第六章关于私人消费与国家制度安排关系的分析,以及第七、第八、第九章关于技术变革、妇女地位变化、社会政策变迁的分析,都与这一主题相关。
  第二,整体利益社会。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强调整体利益,大禹治水是一种整体利益的思维。改革以来的中国也具有这个特点,在改革以来无数次的抉择中,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考虑整体的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中国社会这种重视整体利益的现象在梁漱溟看来,是以家庭家族为本位而忽视个人的。但是,在新中国前30年的实验中,这种整体利益则体现为国家、集体或单位的利益。改革以后所要处理的基本问题也是整体、个体两者之间的关系。30年改革实验的特点之一是集中起来办大事,30年改革中,土地的规划、开发区的建设、拆迁改造,动辄就是多少个平方公里的规划,这样的事情在个体本位的西洋社会(梁漱溟语)是做不到的。但是,改革的趋势是愈加激发出每一个人的活力,更加体现以人为本,所以,30年改革导致的结果是,越来越尊重和重视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的利益。这样,近年的发展就越来越体现出,那种牺牲个体利益推进整体利益的规划越来越难以实施。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我们的改革也是试图在国家的整体利益与每一个个人的个体利益之间寻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而本书所有九章都属于在这个领域的探索。
  第三,关系社会。中国自古就是人际关系极其发达的社会,孔夫子儒学的突出贡献是阐释人际关系的规则,所谓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关系有一套准则,成为社会运行中最为核心的内容。30年的改革也是社会关系的一次大演练和大变革。然而,矛盾的是,改革的重要逻辑之一就是试图从依靠人情关系运作的社会转变为法理社会,要走向以法治国。所以,30年的改革也是试图在关系社会与法理社会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在这方面,本书第一章关于分层资源的重新配置的研究,第二章关于农村变革中宗族家庭关系的分析,第三章关于民工潮中社会网络、家庭作用的剖析,第四章关于城市基层社会关系重构和民间组织的描述,第六章关于人际信用与消费者信用的分析等,都是属于这方面的探讨。
  第四,身份等级社会。中国历来是十分重视身份等级的社会,将人分三六九等的现象,比比皆是。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对于身份等级社会是个巨大冲击,但是,新的身份等级又在形成之中。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突破身份等级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也有维系身份等级的因素。所以,改革也是试图在竞争社会与身份等级社会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本书的很多章节也是在此领域的探索。
  第五,家庭伦理本位社会。梁漱溟讲,中国是家庭伦理本位社会。由于改革以前频繁的政治运动,对于家庭伦理本位有重大的冲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社会上居然流行起了动辄“背叛父母”、“断绝父子关系”的政治潮流,但是,这种东西与中国家庭伦理本位社会是尖锐对立的。所以,自改革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家庭伦理本位“复归”的社会趋势。改革以前,人民公社体制的核心在于试图打碎家庭体制而实现对于劳动力“跨家庭”配置,而改革初期的成功之举则来源于家庭本位的复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核心是家庭又重新成为组合生产、配置劳动力的中心。但是,矛盾的是,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要建立社会体制,要突破原有家庭关系的束缚。改革以后,农村家庭的小型化,年轻人的出走,以留守老人、妇女、儿童为特征的农村社会,流动人口不稳定的婚姻关系等,又是对于传统家庭伦理本位社会的巨大冲击。所以,也是两个方面的影响同时并存,可以说,改革也是要在家庭伦理本位与个人自由之间寻找一个均衡点。本书中,属于这一类的探讨有:第二章关于作为改革起点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析,第三章关于流动与农民家庭关系的分析,第四章关于城市居民家庭社区生活的分析,以及第八章妇女的婚姻与家庭等。
  在所有上述五个方面,都既有变革的动力,也有不变化维持原状的动力。也可以说,所谓和谐社会,就是试图不断地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
  本书的九位作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山大学,各位作者在社会学界都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佼佼者,都已经是卓有建树的著名学者。本书是九位社会学家通力合作的成果。本书的成书过程是:2007年底,先由主编提出全书框架,经各位作者讨论修改框架,各位作者都贡献了各自领域的真知灼见,2008年6月完成初稿,由主编细心阅读之后,提出修改意见,各位作者完成修改稿,并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胡涛细心校阅,完成编辑稿,主编及各位作者再次修正,终成此书。在本书成书过程中,笔者的友人、同事,清华大学的沈原教授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在编辑过程中,笔者在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刘洋协助做了很多联络和稿件汇总的工作。
  笔者在此对于所有对本书作出贡献的人士表示深深的谢意,并且也感谢福特基金会对于研究和成书的资助。为了赶在改革30年纪念之际出版,成书还是仓促一些,书中恐有疏漏之处,敬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
序 言
第一章 改革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
第二章 农村改革与农村社会变迁
第三章 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第四章 改革与城市治理结构变革
第五章 改革与单位制度的变迁
第六章 社会转型时期的消费与消费者
第七章 技术进步与社会变化
第八章 改革与妇女地位的变迁
第九章 改革开放30年与社会政策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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